人们常把苏轼称为“东坡”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当事人：与白居易有关
原来，白居易在元和十三年由江州司马调任忠州刺史，次年春天到达忠州（今重庆忠县）。在任职忠州两年左右的时间里，白居易在工作上恪尽职守，工作之余，他会遍游忠州山水，体察忠州风物民情。
白居易很喜欢养花种树，他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，亲自种了许多花草树木，在《东坡种花》一诗中，白居易就这样写道：持钱买花树，城东坡上栽。
到了春暖花开之际，东坡上是一派繁花似锦的景象，案牍劳形的白居易，特别喜欢在工作之余到这里来，一来可以欣赏花草，二来可以放松身心。
有时候他会整日待在东坡，沉醉于东坡的美景而不忍离去，他在另一首诗里，是这样描写当时的心境的：巴俗不爱花，竟春无人来，唯此醉太守，尽日不能回。
两年的时光匆匆而过，随着一纸调令，白居易即将离开他工作生活了两年之际的忠州。就在他要离开忠州时，离开他心心念念的东坡时，他心中是有许多不舍的，尤其是他亲手栽植在东坡的一花一草、一草一木。
所以，白居易将美好的希望寄望于将来的忠州刺史，希望他也是一位喜爱花草的人士，希望他能看护好东坡上的花草树木，希望他能延续种花植树的习惯。于是白居易在诗中写道：花林好住莫憔悴，春至但知依旧春。楼上明年新太守，不妨还是爱花人。
即使白居易离开忠州到长安任职，可是他仍然怀念忠州东坡上自己栽种的花草树木：花含春意无分别，物感人情有浅深。最忆东坡红烂熳，野桃山杏水林檎。
话说回来，苏轼之所以将躬耕之地命名为“东坡”，而且自号“东坡居士”，除了与白居易种花种草的事迹相似之外，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，那就是苏轼对白居易人格的认同与钦慕，这就有点“异代相逢成知己”的感觉了。
为什么这样说呢，还得从苏轼和白居易的思想转变和认知层次说起。苏轼自号“东坡居士”，这个自号意味着苏轼对白居易晚年“知足保和”思想作风的仰慕，意味着苏轼思想上的个重大变化。
黄州是苏轼人生之旅中的一个驿站，他在这里度过了五年的时光，这五年不但是仕宦旅程中跌宕无尽的晦涩期，也是他人生中的低潮期，而且是经济上为解决衣食而躬耕农田，节俭持家的时期。所以，黄州也是苏轼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转换期。
在黄州的苏轼，对白居易心生钦慕之情，如果联系白居易任忠州刺史的背景，则刚好与苏轼谪居黄州的背景相吻合，他们虽然是不同时代的人，但却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和仕途履历。
白居易因宰相武元衡遇刺，上表请求缉查真凶。此时的白居易，以士大夫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行为准则要求自己，但他的举动却被认为是越级言事，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。
恰在此时，白居易的母亲去世，而他所作的诗中又有“赏花”“新井”等字眼，这让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机会，进而大肆渲染了一番。于是，所谓的“新井诗案”便被炮制而出，白居易被贬江州。在江州的白居易，还写下了那首著名的《琵琶行》。
白居易在江州没有迎来曙光，随着一纸调令，他又来到了忠州。忠州虽然偏僻，交通状况不佳，但白居易在忠州任上恪尽职守，心态已有了转变，他也从被贬江州时的沮丧情绪中走了出来。他在忠州种花种树，即是其心态转变的体现，此时的白居易开始把眼光更多地转向自然，希望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寻求一份心灵的安宁。
而苏轼呢，黄州时期的苏轼在遭遇和心境方面都与他一直敬慕的乐天极为相似，这时他靠朋友的帮助有了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，可以种树种花种粮食，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白居易在忠州种树种花之东坡。
因此，在黄州两年后，苏轼有意效仿白居易忠州种花种树的故事，也在黄州城外开辟荒地，躬耕于此，给地取名“东坡”，并自号“东坡居士”，这就是苏轼对白居易在忠州东坡垦地种植的一种仰慕和认同。
其实苏轼并不是一到黄州，就自号“东坡”的，而是居黄州两年后才有了“东坡”之号。乌台诗案之前的苏轼，书生意气，满怀自信，有兼济天下的志向。
然而经历了乌台诗案后，苏轼在黄州躬耕于东坡，此时的他对仕途、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，也有了新的感悟，他的心灵更多地转向自然之趣味。
正如他在黄州游蕲水清泉寺时写下的：山下兰芽短浸溪，松间沙路净无泥，萧萧暮雨子规啼。谁道人生无再少？门前流水尚能西！休将白发唱黄鸡。
这首词的上阕描写的是兰溪幽雅的风光和环境，景色自然明丽，雅淡清美；下阕抒发使人感奋的议论，表达有关人生感悟，启人心智。全词寓情于景，写景纯用白描，细致淡雅，抒情自然流畅，隽永绵延。苏轼以顺处逆的豪迈情怀，抒发了仕途上失意后积极、乐观的人生态度，读来催人奋进，激励人心。
再如他和友人游赏黄州时，野外的一次野炊，也能让苏轼诗兴大发：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
苏轼绘声绘色、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茶叶和鲜菜的鲜美色泽，显示出词人与自然亲密接触时的欢愉的心情。泡上一杯浮着雪沫乳花似的清茶，品尝山间嫩绿的蓼芽蒿笋的春盘素菜。
在苏轼看来，真正有滋味的还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，这种清淡的、新鲜的滋味是令人欢愉的。苏轼在品尝大自然馈赠的同时也寄寓了清旷、闲雅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态度。
再如苏轼在《临江仙》一词中写的：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！夜阑风静縠纹平，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”经历过“乌台诗案”的苏轼，在黄州时已萌生归隐之意，彼时的苏轼，踌躇满志，所以才会透露出归隐的想法。
其实苏轼的这种想法也受到了白居易归隐思想的影响。苏轼羡慕白居易晚年对闲适生活的追求，他对白居易的道德称赞有加。
除了对白居易人格、道德方面的赞美之外，苏轼对白居易最大的认同，是白居易持有的人生哲理和处世态度，白居易曾说：“大隐住朝市，小隐入丘樊。丘樊太冷落，朝市太嚣喧。不如作中隐，隐在留司官。似出复似处，非忙亦非闲。”
小隐隐于野，大隐隐于市。在白居易看来，闲逸潇洒的生活不一定要到林泉野径去才能体会得到，更高层次的隐逸生活是在都市繁华之中，在心灵净土独善其身，找到一份宁静。
而白居易却与这两种隐逸生活达成了一种默契的平衡，找到了一种更适合他自己的生活方式，那就是“中隐”，这是一种介于“小隐”和“大隐”之间的生存方式，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。也就是说，白居易对闲适的生活方式是高度认可的，他的思想从“兼济天下”转向“独善其身”。
在黄州的苏轼，不仅在寻求一方心灵的沃土，而且他在努力地适应黄州的生活，他要与自己达成和解，甚至要与生活达成和解，他在黄州时期的一首诗中是这样写的：未成小隐聊中隐，可得长闲胜暂闲。
苏轼认同白居易“中隐”之处世心态，并在后来的仕宦生涯中，保持内心的泰然，并结合自身的思想修养，加以提升，在处世态度上达到旷达而超脱的境界，这更进一步地完善了白居易“中隐”的深度和广度。
哪怕是后来不是在贬谪就是在贬谪的路上的苏轼，即使生活不如白居易那么闲适安乐，他仍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境，这样的心态与他选择的“中隐”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。也可以说，苏轼直接从白居易的“中隐”中获益。
苏轼认为自己与白居易人生际遇有诸多相似，常常在诗词中以白居易自比。如《赠写真李道士》一诗中的“他时要指集贤人，知是香山老居士”，再如《赠善相程杰》一诗中的“我似乐天君记取，华颠赏遍洛阳春”，都是苏轼钦慕白居易的文字明证。
苏轼诗中的“香山居士”和“乐天”指的都是白居易本人，白居易晚年定居在洛阳香山，自号“香山居士”，而乐天其实是白居易的字。
此外，在谪居黄州及以后的岁月里，苏轼觉得自己在人生经历和处世心态方面都与白居易相像。苏轼一再称自己与白居易相似，对白居易的倾慕是不争的事实。
比如，苏轼晚年贬官惠州，经过虔州时，曾记起小时候他父亲对他说，天竺寺的墙壁上有白居易亲笔手书的一首诗。所以，当苏轼经过天竺寺时，打算一睹白居易书法的风采。可惜，进去后才发现白居易的手迹已经没有了，只剩石刻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
异代相逢成之际。诚如这句话，宋代的苏轼从唐代的白居易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，或许，苏轼从白居易的人生经历和处世心态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从以上的论述来看，苏轼取号“东坡”，本身就是对白居易的人生的钦慕、追随与仿效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